惠子事迹《战国策》《荀子》《吕氏春秋》诸书有记载，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曾详考，《古史辨》《惠施公孙龙评传》亦有考订评论。关于惠子考证之书甚多，兹不列举，亦不详考，仅说其大略，为庄子之活动时代作证而已。
惠子名施，宋惠公后裔。依《战国策》《吕氏春秋》《庄子》诸书，为梁惠王相，游走诸侯，组织五国相王，功绩显赫。《战国策·魏策》马陵战败（前）后，梁召惠子，惠子此后当用事魏国，于时魏侯莹（即魏惠王）二十八年，魏侯莹尚未称王。魏侯莹三十七年徐州相王（前），魏方称王，此年为后元元年。《吕氏春秋·爱类》载惠施王齐，其宠已盛。
惠子为魏惠王相时，遭谗言而离魏之楚、之宋。《战国策·楚策》“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张仪于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已在魏，后元十三年（前）仪相魏，惠施乃之楚。《楚策》载冯郝献计楚王纳惠施于宋，“楚王乃奉惠子而纳之宋”。居宋之际，庄惠二人交往，《庄子》书中庄惠之周旋，大约均在此时。钱穆云施之去魏，“当宋王偃十七年”。魏惠王三年（）后卒，张仪去魏，惠施又之梁，处理惠王丧事，则惠施“留宋不踰三年”。《魏策》载“将葬惠王，天大雨雪”，犀首荐惠子于魏襄王前，襄王听惠子之言招惠子。第二年惠施使楚，后四年又使赵，钱穆云：“此后惠施事无考，盖不久而卒矣。”惠子断续相梁惠王共二十二年左右。
《庄子》有惠子、华子、公孙衍、戴晋人同事魏莹事，人物时代与交际不曾紊乱。惠子相梁时，庄子亦曾游梁。钱穆考证，惠施之卒在魏襄王五年（前）使赵后，魏襄九年（前）田需卒前。惠子死后，庄子尚存。且钱穆、马叙伦诸人考证庄子大约卒于宋亡（前）时，则离惠子之卒已二十余年矣。惠子之死庄子曾亲见，过惠子之墓而感叹亦应实有其事，庄子“无以为质”二十年矣。今有研究者否认庄子与惠子交往，认为庄子纯属虚构事实，不得不辩。
书中庄子自身事迹除少数庄子亲笔所记外，大都为庄子门人弟子或子孙所记庄子平日言行之教而汇合辑集者。与《论语》弟子之记孔丘言行议论、《孟子》弟子之记孟子言行议论同种传写方式。不能以《论语》《孟子》所记为孔丘、孟子之事实反映，而以《庄子》所记者乃寓言虚构。若厚彼薄此，亦难以平心而论。若刻意视庄子为寓言不实，刻意否定庄惠交往，必视庄子为独立知识份子，封闭而不与人交往，则纵然数百万字亦不能发彼辈之梦，正所谓“蒙蒙如未视之狗耳”。以《庄子》人物时代与交际之考证为依据，庄惠交往必然不假，或者庄惠之言谈议论都为事实，或者依托二人交往之事实以敷衍说理体例。
《庄子》写作手法当同《战国策》，人物姓字、时代、行踪、籍贯、事迹及争夺土地战争等诸方面俱是事实，而谈说言论则经过种种修辞手法修饰整饬。《庄子》事后修饰整饬者不少，论说时未必严密，论说之后整理成文乃修饰之、整饬之，形成文字亦严密矣。且《庄子》较《战国策》诸书为之更甚，形成体例，一种事实足以敷衍铺排为数条谈说言论说理。二人言论涉及范围不窄，有庄子妻死惠子吊之、有过惠子之墓、有谈论孔丘、有论惠子学术与儒墨杨秉、有濠梁观鱼、有惠子相梁等，涉及众多不同场景。
若《庄子》多依据事实而敷衍铺陈，则惠子事迹是如此否？且看庄子依据事实敷衍铺陈之例：套孔丘围于陈蔡场景而机械敷衍铺陈为五六章言论，套东郭子綦与颜成子游场景而机械敷衍铺陈为四五章言论，套颜回、子贡问对孔丘场景而机械敷衍铺陈为六七章言论，套孔丘、阳子居见老子场景而机械敷衍铺陈为六七章言论，甚至明显之寓言“罔两与景”对话，亦敷衍铺排为两处。则庄子本人事迹，若非弟子听闻之异，则依托事实而敷衍铺排为一两处，亦不为过。由此能看出庄子之依据事实铺陈言论乃依据一种事实场景而铺陈为数章言论，横贯三十三篇。虽然有敷衍铺排，总不离以事实为依托。
而庄惠言论事迹与此种手法大有区别，庄惠频频更换场景，二人言论本不多，而场景设置有多处，不少略显平淡朋友事迹。或在庄子妻死时相见，或在大梁相见，或在濠梁相见，乃至过惠子之墓而发感慨。二人谈论问题又不仅学术问题，有诸多往返言论不涉及学术，如大瓠之种、游于濠梁、惠子吊丧、庄惠论孔，过惠子之墓，仅是言论间流露思想认知。庄惠言论事迹并非刻意捏造亦由此可见，庄惠事迹与其他假以阐释思想之人物事迹有所不同，故十余章庄惠交往事迹应以事实看待，而不能武断且机械地认为与以上诸人事迹为同种模式。
孔丘、列子、许由、颜阖诸关联人物年代、交往不曾紊乱。与老子有往来人物如叔山无趾（《德充符》，见孔丘而不曾见田子方、太宰荡、魏武侯诸人，可见亦谨遵人物时代铺陈为事。《则阳》“魏莹与田侯牟约”章出现诸多人物，戴晋人难以考校真实年代，而魏惠王魏莹、田齐桓公田午、惠子、犀首公孙衍所处时代不错乱。《让王》华子见韩昭僖侯，韩无昭僖侯，此两处互证，昭僖侯应为韩昭侯，人物年代同时。书中诸如此类涉及人物处，不但年代与史实吻合，人物间交涉绝有可能。寓言体例即以事实为依据而敷衍言论，阐发哲理，谈说言论或有修饰整饬。明此则能够辨析本末，不混淆虚实，得其所然。假此观庄惠之交，亦绝有可能。
庄惠言论黄氏也说“绝对可能”。其他人物言论书中都有人物年代与交际之事实根据为依托，庄惠所处时代相值，二人交往亦有事实根据为依托。若书中其他人物年代与交往以事实根据为依托，而庄惠交际言论涉嫌造假，则《庄子》成书之后必立即遭惠子门徒、门客及后学攻击可知，搜集整理《庄子》者绝不贸然为此弄巧成拙之事。编辑《庄子》者既负责庄子其人，又须考虑异派之人及其子孙态度，故当严谨其事。墨子弟子不曾虚构墨子事迹，孔丘弟子不曾虚构孔丘事迹，孟子弟子不曾虚构孟子事迹，庄子弟子后学、后人亦必以谨严态度编辑《庄子》。他人事迹，据考证分析皆有事实为依托。尧舜之时，许由、啮缺诸人年代久远之事亦有谱系可循，事迹“可能且一贯”，更何况当时当下之庄子，更不能虚设造假与惠子之交往。
以庄子本身事迹而言，聘庄子者载两事，一事明言楚使聘庄子；骄稚庄子前者载两事，一事明言宋之曹商。其余未交代用“或”字。此写法亦能见《庄子》体例，假其人其事以敷衍言论，附会事实以说理。聘庄子乃事实，所以有传闻之异，明言与不明言聘使者，是庄子不同弟子或后学所记，依托事实以敷衍说理，于是出现两处言论不同之异文；骄稚庄子亦事实，所以有传闻之异，言明与不言明人物籍贯姓名，是庄子不同弟子或后学所记，依托事实以敷衍说理，于是出现两处言论不同之异文。弟子或后学听闻不同，又不舍去庄子事迹点滴，于是两传其说，备载书中，亦是情理中事。正如《墨子》一篇分上中下，有识之士认为墨家三派所记，且《孟子》一事多说之文亦时时有之，盖弟子所记传闻之异。
《庄子》载惠子事迹十余章。《天下》总论惠子学术，《则阳》惠子献策梁惠王魏莹，未涉及庄子。其余或庄惠论辩，或惠子吊唁，或过惠子墓。涉及惠子而非辩论处，《齐物论》“惠子之据梧也”、《则阳》惠子见戴晋人、《天下》专论惠子学术事迹。庄惠相识之年，论辩应不止《庄子》书中所载十余章，尚有更多大都遗失矣。《逍遥游》二章庄惠问对；《德充符》一章庄惠论情；《至乐》一章惠子吊丧；《秋水》二章，惠子相梁，庄惠游濠梁；《徐无鬼》二章，庄惠辩射而说大道幅裂之理，过惠子之墓；《外物》一章庄惠辩无用；《寓言》一章庄惠论孔丘，遗留至今者共十事。十事辩论理旨，以庄子言论作结，并未交代最终结果。二人论辩，均以庄子理胜而终，再无下文。
略加思忖，可知《庄子》所载庄惠论辩，仅是断章，但取庄子理胜处便戛然而止，前后当更有长论，而书中不载。庄子之弟子或后学绝难在整理庄子之日造庄子与惠子言语议论之假而不遭惠子门人非议，庄惠言论当有所依，然不排除《庄子》书中所载有刻意忽略或抹去处。《庄子》成书，弟子记录有所取舍，所以只取庄子理胜之处而不详述二人论辩实况，乃为阐发庄子自家义理所需，庄惠言谈议论绝不止《庄子》所载简捷。
除载二人平淡交往事迹及为我所需者外，又多载自己言谈道理胜出而显露自家思想者，且经修饰整饬。庄子理胜者则取以流传后世，其余往复胜负，则取其佳致。惠子之胜出，自不在当取之列，实际二人论辩尚未终结。观他书乃至《天下》篇所载，惠子与人论辩，未尝有遭黜记载，纵他人论难，而惠子必有所辩说。《天下》惠子与人辩论，“必以胜出为名”，则可知惠子并非轻易认输者，二人往复论辩，亦应不少。惠子善辩，参《战国策》诸书所载，惠子辩必大胜而归，几少败黜，则可推知惠子与庄子之论亦必极其激烈。
书中惠子并不如老子、孔丘、尧、舜、许由诸人假其事迹说理，寓理于其人之口。庄子不必凭空虚设一与己交往人物，更不必虚设与己论辩人物，若庄惠之交涉嫌虚构不实，则庄子何不虚构与华子交往、与扁庆子交往？与庄子有言语问对诸人有太宰荡、东郭子，庄子若凭空虚设，何不诸多言论事迹加于太宰荡或东郭子上？三十三篇中涉及庄子本人事迹者三十余章，涉及惠子事迹十余章，与惠子往来可谓有足够篇幅，直面交涉者不少。除言谈问对外，尚记载惠子卒后庄子之悼念，又曾说起惠子学术。
尤其惠子吊唁与庄子过惠子之墓事，于情于理，若非事实，捏造不出。若言庄子妻死是假事说理，不以事实为依据，庄子大可以子来或子犁或子祀之妻死而假其人之口以说理，何必凭空虚设自己妻死邪？若惠子无吊唁事，庄子难以假妻死事为依托。他人不来吊唁而虚构他人来，且载诸篇什，传诸后世，恐庄子难以如此自欺欺人。过惠子之墓庄子所发感慨，其情若不真而故作姿态，亦太矫情，况庄子大有不必因惠子而矫情之理由。《齐物论》嘲“惠子之据梧也”，《德充符》讥惠子“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徐无鬼》诮“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或驳斥惠子，或反难惠子，若真蔑视惠子，何必作“无以为质”之叹？
惠子正是平常交友之惠子，不免讥诮，不免微词，然亦不舍其人。人物形象截然不同于上诸人，且庄子亦与惠子学术对比，恰突显己学术主旨所在。庄惠事迹在百姓日用之中、平常来往之间，如“庄子妻死，惠子吊之”（《至乐》）、论有用无用（《逍遥游》《外物》）、论情（《德充符》）、濠梁之游（《秋水》）、论孔丘（《寓言》）、论儒墨杨秉与惠子、过惠子之墓（《徐无鬼》）等，此交涉往来关系绝难虚构。
由庄惠交往诸事迹又结合庄子于惠子学术之态度，庄惠交往应有事实依据。庄子虽不认可其人学术，已认可其人为“无以为质”之莫逆矣。如《齐物论》“惠子之据梧也……故载之末年”，惠子学术，也的确载之末年，《天下》专辟文字论说，以极大篇幅写惠子学术事迹。庄子何不多置笔墨写他人事迹而专多写惠子？且《天下》论及学术流派，多是数人并称，惟惠子专在篇末为之详写。不专论他人而专论当时当世之惠子，而于惠子学术又颇讥诮，如此不受庄子待见之人又为之专论，若无二人交友之情由，则难以想象。庄子与惠子交往关系，有二人时代相值之佐证，有《庄子》人物事迹交往非虚构之佐证，有书中十余章言论往来之佐证，有庄子讥诮其人学术而又不舍其人学术事迹之佐证。庄子阐发自家意旨以与惠子交往之事实为依托，庄子铺陈与惠子之交往以妻死之事实为依托，以过惠子之墓为依托，层层事实环环相扣，若言庄惠交往非事实，恐有敛手不信者。通观全书人物事迹之体例，庄惠交往应有绝对可能。
庄子确切生卒年月不得而知，近人多有考证，然亦大都取约数。曹商骄稚庄子，庄子言“宋王无赦如虎”，宋称王者惟宋偃，是庄子所处时代之证。庄子又有过魏王前事，魏之称王者，自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始，纵不知庄子所见为魏国何君，而庄子所见必然是魏惠王及其后诸王，亦庄子所处时代之证。东郭子问庄子道之所在，东郭子即田子方之师东郭顺子，称呼其人或带名或不带名。田子方侍坐魏文侯，魏文侯后为魏武侯，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后为魏惠王。弟子年龄不必小于师，东郭顺子或者小于田子方，无从考证。然而依人物时代关系，庄子处在诸侯称王时，年少之庄子能见年长之东郭顺子亦可推知。
庄子时代不经惠子亦能推知大致。而惠子又频繁见于书中，且与庄子交往，二人时代之大致未曾乖违，仅以时代推测，二人见面亦极有可能。以惠子、东郭顺子时代证庄子，则庄子处魏惠王、魏襄王、赵惠文王、齐宣王、齐闵王、韩懿侯、韩昭侯、鲁平公、鲁公贾、宋剔成君、宋王偃、楚威王、楚怀王及楚顷襄王前期时。此时正是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际。魏惠王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数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重用惠施以自振；逢泽之会，五国相王；齐威王用邹忌、田忌；徐州相王；齐宣王设稷下，攻下燕国都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中山，宗族内有沙丘之乱；楚怀王身死秦国，楚顷襄王败于秦，不数年郢破，迁都于陈；宋国桓侯失祀，“戴氏替宋”，宋偃逐剔成自立，是为康王，康王勇猛无道，人称桀宋。
此庄子所处之战国乱世，欲明其人思想主旨，必先明其人所处之世。庄子与惠子、孟子、张仪、稷下先生同时，上世变革，其必深知，当世时局，其亦了然。处于时下，若不受时世影响，其不可能。若排除庄子于时世之外，以独立知识分子视庄子，其必壅蔽而难以窥庄一斑。《淮南子·氾论训》曰：“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吕氏春秋·爱类》曰：“圣王通士，不出于利民者无有。”纵宋钘、尹文、田骈、慎到、彭蒙之一曲，亦务于治，以利民为要，所谓“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虽枯槁不舍也。杨朱墨翟徒众天下，其志亦在救时之弊，然而蔽于一曲，有所不胜。庄子处于时世之间，作为当时之“士”，其能不以天下为任？庄子论道德而崇玄圣素王，一心定而王天下，一心定而万物服，故其不尚仁义而尚道德，道德能心定，心定而王天下、万物服。
汉魏晋时人曾怀疑《庄子》有“后人增足，渐失其真”部分，故注解《庄子》多“以意去取”。郭象删削《庄子》，必然参考当时所能见诸家“以意去取”注解之《庄子》，保留诸家一致认同者。其审慎态度，也是郭本《庄子》精当之证明，其所以能盛行，文本之精当亦至关紧要。剔除约三种内容，一是“凡诸巧杂，十分有三”部分，二是明显“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部分，三是《荀子·解蔽》所言“蔽于天而不知人”部分。郭象删削亦力求去伪存真，保留本原《庄子》内容，故人物事迹，取舍之间，有所属意。巧杂诡诞多被删削，甚至《韩非子》《荀子》书中有所引用部分，与庄子道术相左，亦不惜删减。
司马迁曰：“著书十余万言”，就《庄子》文本字数而言；荀子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就《庄子》思想内容而言；《汉书·艺文志》列《庄子》五十二篇，就《庄子》篇幅而言。流传至今日之《庄子》已是经几番整理之《庄子》，无论字数、内容、篇幅均与原本有异。“巧杂”“诡诞”“蔽于天而不知人”之内容是五十二篇《庄子》内容，早在诸家删削剪裁时舍去。虽自司马迁即有《庄子》“大率寓言也”之论断，而庄子寓理于言以事实人物为依托，假他人之口发自家之论，方为庄子寓言之运用。
通过上论，庄子自身事迹，庄子与惠子接触事迹应是事实，庄惠年代相值亦无可怀疑。退一步言，人物年代与交际以事实为依托，人物言论或涉嫌假其人之口以说自家之理，庄惠交往为事实，或《庄子》书中所载庄惠言论有增删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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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素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