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李东垣的原文来看，郁火的成因似乎更为复杂。他认为血虚、热伏地中以及阳气在脾土中被郁遏，都是导致郁火的重要因素。这些原因都属于内伤而非外感，内虚而非邪实。
此外，从方名“升阳散火汤”中，我们也能窥见其治疗原理。“升阳”在前，“散火”在后，表明治疗的核心在于通过升发阳气来驱散郁火。也就是说，李东垣创制此方的初衷，可能是为了纠正体内气机该浮不浮的状态，通过升阳来达到散火的目的。在《内外伤辨惑论·卷中》中，升阳散火汤出现在“暑伤胃气论”这一部分，这进一步支持了李东垣的观点，即郁火与体内气机升降失常有关，而升阳散火汤正是通过调整气机升降来治疗郁火的良方。体内气机为何出现该浮不浮的情况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深藏在李东垣的医学理论之中。根据原文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两大成因。首先，当“血虚”出现时，会导致“热伏地中”的现象。这里的“血虚”并非简单的血液不足，而是在内伤的基础上，胃气（脾胃之气）虚弱所引发的。正如李东垣在多处所强调的，“血虚”实际上是以气虚为前提，并以气虚为主要表现的。这种“血虚”会导致中焦受气取汁不足，进一步影响气机的升浮，使阳气郁滞，最终化为阴火。其次，另一个成因是“胃虚过食冷物”，这会导致“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在脾胃气虚的基础上，如果再过食冷物，会进一步损伤和抑遏阳气，使阳气无法顺利升浮，从而郁滞在脾胃之中，化为阴火。综上所述，升阳散火汤所治疗的“火”，实际上是由于脾胃气虚，无力升浮，或者在此基础上过食冷物，进一步损伤和抑遏阳气，导致阳气郁滞于脾胃所化之阴火。这种理解不仅符合李东垣的医学理论，也为我们揭示了气机升降与阴阳平衡之间的深刻联系。升阳散火汤，这一方剂中巧妙地选用了升麻、葛根、柴胡、羌活、独活、防风这六味药，均属于“味之薄者，阴中之阳”的“风升生”类药物。它们的轻灵之性，如同春风拂面，有助于阳气的升浮，从而驱散郁滞的阳气。正如《医方集解》中所言：“此皆味薄气轻，上行之药，所以升举其阳，使三焦畅遂，而火邪皆散矣。”同时，方剂中还佐以人参、炙甘草，这两味药甘温补益，专门针对气虚无力升浮的状况。而生甘草的加入，更是妙笔生花，能泻已成之阴火，使得阳气得以更加顺畅地升发。此外，白芍药的运用更是匠心独运。《汤液本草》中赞誉其“气微寒，味酸而苦。气薄味厚，阴也，降也。”它既能停诸湿而益津液，又是补中焦之良药。白芍药的加入，不仅对其他风药的升浮有佐制之功，还能佐助人参补血虚，使得整个方剂更加完善。李东垣在治疗脾胃内伤诸病时，总的治法为“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阴火”。从升阳散火汤的组方来看，其治法与补中益气汤有所不同。升阳散火汤以升阳为主，辅以补中和泻阴火；而补中益气汤则以补中为主，辅以升阳和泻阴火。从病机分析，升阳散火汤主要针对阳气郁滞而不得升浮外达的情况，而补中益气汤则主要针对脾胃气虚下流而不得升浮的情况。从病症表现看，升阳散火汤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四肢和肌表，而补中益气汤的症状则表现于周身表里。读《谢映庐医案》，我被一则案例深深吸引。那是关于一位年方及冠的少年，名叫张怀久乃郎。他突然遍身发出疮疹，形状如麻粒般细小，这一症状引起了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