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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姨

作者云起,五十年代初成长于天津市重庆道,曾就读于当时的常德道小学,初中毕业后下乡河北辗转至广西十年,一九七八年去广州读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家报社任记者,八十年代中移居美国加州至今。

程姨姓程名伯华,武清县南蔡村人,属猪,年生人。她二十岁结婚,不久丈夫不幸染上肺结核故去,她二十三岁就成了寡妇。

程姨没有儿女,于是通过荐头店来到天津当佣人,先是在睦南道我姥姥家,后来我妈妈出嫁她就跟着来到吴家。

程姨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一边脸上有个酒窝,一头乌黑的齐肩短发永远用桂花油抿得一丝不乱。

她平日身着干净齐整的中式大襟上衣配西裤,娴静温婉,一条腿因为小时受过伤而微瘸,但不明显。

程姨说话很斯文,记得说到颜色,她每每喜欢这样形容:鸭蛋青,鱼肚白,阴丹士林蓝;而提到布料她会说:雪纺,府绸,乔其纱。

她说话武清口音,吐字清晰,结果我们小时也都是一口武清腔调,三弟到现在都是把‘好些’念成‘豪些’。

爷爷吴静别名吴清源,是早年留学美国的京城名医,在北京医院,医院,北京的在地安门米粮库,天津的在当时英租界的十三号路。

爷爷解放前去了台湾,家里奶奶是一家之主,爸爸迎娶十八岁的妈妈时自己还是刚刚一年级的大学生。

我曾经的家,已经面目全非。

婚后不久,医院就被政府赎买,一家人便搬到重庆道大兴邨住,大兴邨分两期工程,我们住的是新邨。

儿女接踵而至,夫妻俩年轻贪玩儿,一大堆家事都堆给了奶奶和程姨,奶奶和程姨相处如家人,从无龃齵。

当年我们都年幼,奶奶和程姨带着孩子住在楼下客厅,自从家里的厨师徐师傅走了之后,奶奶便执掌这个人口越来越兴旺的人家吃喝大事。

她一般做北京口味家常饭菜,还会点儿北京小吃,如豌豆黄驴打滚,我至今最记得的是她的炸排叉,加了牛奶,酥脆可口,之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排叉了。

有一次也是炸排叉时程姨不小心碰洒了油,烫伤了一大片,记得是我帮她涂的獾油,据说獾油可以医治烫伤,可她后来身上还是落下了疤痕。

程姨也很会做菜,她做的烧茄子,没有肉也很少油却鲜香甘腴,我们都百吃不厌,更是大妹妹小坤的最爱。

她也不时给我们做些她的家乡菜肴:疙瘩汤、蒸懒龙,还有肉饼。那些年食物日益匮乏,程姨和家里的其他大人一起勒紧腰带喂我们这六个孩子的嘴。

有时她的娘家嫂子来天津看病住在我家,还会带来一些新鲜的玉米碴(我们跟着程姨叫棒渣儿),荞麦面或者小米、绿豆,那绝对就是我们的盛宴!

她嫂子的外孙叫小臭,乡下人认为给孩子取个低贱的名字好养活,我们都叫她嫂子小臭大娘,总盼着她来。

除了带来吃的东西,她也给我们讲一些乡下的故事,就像美国有一种笑话经常用“敲门(knockknock)”开头一样,小臭大娘的故事总是用“门旮后头”开头。

小时我与三个弟弟合影

我们大兴邨的房子是联排别墅,前门在胡同里,连着铁栅栏的围墙围着一个小院,院子里种有一株海棠,一株香椿,还有两株白丁香树;临马路的一面是后门,围墙内也有一个像天井的小后院。

夏天的傍晚,暑气慢慢淡去,程姨常常在后院里洒点儿水,摆上白色的小桌和一圈小板凳,我们就在院子里吃晚饭。

炸酱面配着黄瓜、绿豆芽等菜码,还有刚从前院树上摘下的香椿嫩芽;或者烙饼炒鸡蛋,拌点儿凉粉,再熬一大锅棒渣儿粥,我们都是几分钟就吃个盆干碗净。

程姨有时也在后院里养鸡,为了让我们可以吃到鸡蛋。小鸡刚买来时像一个个圆圆的小绒球,我们全都抢着去喂。她爱干净,经常打扫鸡舍,闻不到鸡屎味。

我们也常被打发去马路上的槐树下面捉“吊死鬼”,一种长在槐树上的虫子槐尺耯,给鸡补充蛋白质,这种事弟弟们最喜欢干,一会儿就能抱回来一大罐。

程姨比爸爸妈妈大七八岁,也因此在家里更权威一些。对我们来说,她就是家里的长辈之一,完全不懂得主佣之分,坏脾气的妈妈也从来没有跟程姨吵过架,反而有时还会被程姨抱怨几句。

小妹美美

我们六个孩子,程姨更偏爱大弟、三弟和最小的妹妹美美。她总说大弟太厚道,容易吃亏;三弟是顺毛驴儿,得哄着;美美小时胆小娇气,淘气的哥哥们常招她哭,也是要靠程姨多护着。

程姨不识字,扫盲时学了点儿文化,可以简单地念念“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会写自己的名字,但难一点儿的就不行了。我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姐,文化最高,于是便成了她的秘书。

我常常帮她写家信给小臭大娘,每月我还替她去重庆道菜市旁边的银行存钱,我家给她的工资她不怎么花都存起来,每年还会有利息,也是我替她取。

程姨爱听评戏,新凤霞、小白玉霜,我都是从她嘴里知道的。除了听收音机,她也带我去天华景戏园子看戏,她常常哭得稀里哗啦,从剧场走出来时两眼又红又肿,她很不好意思,一直问我看得出来哭过么。

她也会跟着收音机唱,有时还加上身段。我小时也因为父母的关系喜欢京剧,四五岁时还会唱“拾玉镯”、“打金枝”,她特地为我做了两套行头,穿起来觉得自己很是回事,拿了一条手帕就声情并茂地唱将起来,也不管调跑到哪里去了。

程姨有先天性的高血压,她的血压总是高得吓人。以现在的医学知识来分析,她很可能是患上了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导致的恶性高血压,若早期诊断切除是可以治愈的,可惜那时不知道。

我常陪她去卫生院看病拿药。记得每次医生问她血压多高,我总抢着说“高压,低压”,医生都是不相信地看看我,以为我说错了,可他们一量就愣住了,一定要连量几次才能确认那难以相信的数字。于是我便很得意,却不知道那么高的血压意味着什么。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那天大姑带着孩子来我家一起给爷爷过生日,虽然我们都没见过爷爷,但奶奶每年还是给他过生日。

大姑家有四个孩子,加上我们六个,热闹非凡。我们都玩儿疯了,晚饭吃的什么全无印象,只记得奶奶还喝了点儿温过的白酒,用她惯用的白色小酒盅。

饭后一大帮孩子一起在楼上睡,完全不知道楼下发生了什么,早上起来下楼,发现大人都不见了,只有程姨在,她告诉我们医院,我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后来爸爸妈妈和姑姑回来了,没有奶奶,奶奶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人生的无常。虽然后来奶奶的遗体运了回来,并在家举办了相当隆重的丧事,我还是不理解这一切。

几天后我们几个大的孩子跟随大人一起搭卡车去北京玉泉山送奶奶的棺木下葬,程姨带着小的孩子留在家里。

她哭着拿出一套足金耳环和戒指送给奶奶作为陪葬,说奶奶就是她的亲人,希望这几件首饰能永远陪伴她。

玉泉山山青水秀,背山面水,据说风水极佳,是我家的祖坟所在,父亲的哥哥我早夭的大伯也葬在这里,奶奶也算是有儿子陪伴。

下葬后回到家里看着奶奶的遗物,她的衣服还带着她的气味,梳齿间还留有她卷曲的白发。

我忽然意识到奶奶是真的走了,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几天以来都没落过的眼泪一下子喷涌而出。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奶奶是死于心肌梗塞。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救护车,甚至没有出租车,医院,到了那里她已经不行了。

那天是爷爷的生日,十几年音信全无,奶奶心情不好,又喝了点儿酒,应该是发病的诱因吧。

玉泉山的风水没有保佑我们家。我们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不知道更大的厄运正在一步步地逼近。回想起来,奶奶在大难临头之前先走一步,免于遭受折磨侮辱,也未必是坏事吧。

奶奶走了,生活还在继续。程姨的生活和思想都很单纯,我们六个孩子就是她的一切,她照顾我们细致入微,宠爱我们,我们跟她更亲近过父母。

一日三餐,缝补洗涮,她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无论多忙,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从不会对我们发脾气,那时她和我们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被分开。

接着就是一九六六年了,那一年的夏天好像特别热,学校已经从五月就不上课了,空气中飘浮着血腥和暴力的气味。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一队年轻的女红卫兵来到我家抄家,她们手中挥舞着皮带高喊着“手枪呢,金条呢”,是在我们住的地方很少听到的純正天津话。

她们背诵着毛主席语录,掘地凿墙,尽数拉走了家中所有财物,烧掉了一切有字的纸张、书籍、字画、照片??砸碎了所有的瓷器和玻璃器皿,倒掉的香奈儿和娇兰香水混合着亨氏番茄酱和先令黑胡椒粉的气味久久不能散去。

我们一家人最终被赶到一间车房里。程姨的地位变得很尴尬:那个時候每个人都被划分家庭成分,她一方面是地道的贫农出身,贫农是红五类之一,正在被属于黑五类的资产阶级所剥削;另一方面,她又对资产阶级忠心耿耿,呵护阶级敌人的后代,立场错误明显。

她有天津户口却没有自己的住所,让红卫兵们很头痛。经过跟街道革委会研究,他们帮她找了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就是为她找到另一户人家去看孩子。那家人是印尼华侨,男主人是医生,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小男孩。

程姨走了以后,小妹美美最可怜,抄家之后她的牛奶不准续订了,每天的玩伴就是一只小猫。我家原来有两只没满月的小猫咪,还不会上下楼梯,抄家时那只小白猫被当场扔到马路上摔死了,这只躲在浴缸后面没被发现,幸免于难。

美美也和小猫一样胆小,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常常有人来打砸抢,她一听到砸门声就抖个不停,嘴里还念叨着:“美美不怕,美美不怕……”。

有一次她自己蹲在前院玩儿,一只苍蝇围着她飞,她一边用手赶一边念念有词:苍蝇也专咬资本家!有时哥哥们逗她,她就哭着说等她存够三分钱就买张汽车票去找程姨。

因为程姨已被明确告知必须跟我们家划清界线,她不能回来看我们,于是每个月我会去看她,医院看病,也会带美美去跟她团聚。

她住在河西区的尖山,我那时活动范围只是周围几条街道,觉得挺远。每次一见面程姨都会抱着美美哭,自己出钱买菜留我们吃饭,还用她自己的布票买布给美美做衣服。

后来,街道干部在我们家住的大兴新邨里给程姨安排了住处,是一间厨房旁边的下房,程姨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家。

那时我已经下乡了,由于一家八口人住在一间车房里拥挤不堪,我每次回天津差不多都住在程姨家,她的小房间比我家舒服多了。她在家里帮人照看孩子,有时孩子在她家过夜,我们就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

程姨四十多岁时已经明显地衰老了。她的腿比以前瘸得厉害了,乌黑的秀发变得干燥粗糙,白发丛生,脸上也皱纹不少。

我们家位于以前的英租界,居民除了解放后搬进来的市委或军区的高级干部,都是资本家、满清民国的官宦之后或者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

大兴邨以前都是独门独户,文革时几乎家家都被抄,之后压缩住房,每一栋房子都搬进了好多人家,有的是被抄家后被从自己的房子赶出来的,也有从外区搬来的工人家庭。

程姨住的是冯家的房子,离我家隔了几个门,房主冯家奶奶是一位很可爱的老人家,白头发,小脚,走路晃晃悠悠。

小时候我喜欢在家门前的便道上用粉笔涂鸦,她走过时总是驻足观看我画的古装“美女”,还夸奖一番。她的孙女小梅跟我家美美一样大,小时是玩伴儿,后来是同学,现在仍然有联系。

冯家楼里还住着卢木斋的后人卢开书一家,卢木斋是著名的教育家,将投资房地产和实业的全部财产都用于教育,终其一生在天津、奉天(今沈阳)、保定和北京建立了多所图书馆及学校。

卢开书是他的第十三个儿子,我们叫他十三叔,叫他太太姚静如姚阿姨。十三叔有点儿木讷,但是喜欢跟孩子打招呼,见到程姨照看的孩子,他会叫她“小人儿”,怪声怪气,每次都逗得宝宝笑个不停。

姚阿姨是我妈妈文革后在街道做毛衣挑花的同事,她心灵手巧,有着江南女子的慧黠,毛衣挑花做得又快又好不说,有限的工资收入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菜做得色香味具全。

大妹妹小坤和她的邻居小伙伴

后排右二是小坤

右一是卢家三妹鼎星

她说话很快,上海口音,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们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是我小时的玩伴,她小时候穿装打扮得像是从欧洲童话里走出来的那么洋气;二女儿长得最好看,娇小玲珑,小脸很秀气;三女儿和我家小坤是童年要好的玩伴。

文革时期我家对面幸福里里有个没有室内商场的菜市场,菜都是摆在马路上卖。

那时候每天都不知道当天会有什么菜卖,人们吃过中午饭就打发没学上的孩子们拿着小板凳出来排队,一排就是好几个钟头,直到四、五点钟疲惫的马拉着菜车到来才能知道今天会有什么菜吃。

等候的这段时间就是孩子们的社交活动时间,叽叽喳喳地很热闹,小坤和卢家小三是固定的排队一族,每天必到。

卢家三姐妹后来老大去内蒙插队留在了通辽,老二好像还在天津,老三去了日本,十三叔和姚阿姨很早就去世了。

冯家和我家的房子格局一模一样,一楼半和二楼半各有一个亭子间,一楼半的亭子间里住的是一家从别区搬来的夫妇,男的是工人,天津人,女的没工作,是街道居委会的成员,说话陕西口音,我们尊称她大娘。

大娘的眉毛择得细细的,脸很白很胖,嘴里镶了金牙,说话时一闪一闪的。他们没有孩子,邻里间传说她是解放前的妓女从良的,不知真假。

大娘没事干便成天站在程姨门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跟程姨聊天,我曾经听到她劝程姨再婚,跟我家划清界线。

我自从下乡后只是每年一次探亲回天津,只记得每次回来都会发现程姨衰老得更厉害,她的眼睛突了出来,常常莫名其妙就大笑到喘不过气来,泪流满面,还经常大声咳呛,脸都憋紫了。

有一次我和小坤在她家时她忽然大便失禁,我们俩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才帮她清洗干净。当时我就想到这是我们以后的责任了,得学着做,只是后来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照顾她。

我下次再回天津照例跟程姨住,过了两天,大娘忽然走来对程姨说她晾在院子里的上衣丢了,问程姨看见没有。还直接说这栋房子里只有我一个外人。

大娘又高又胖,穿的是中式衣服,我当时还是一个瘦弱没发育的女孩,穿的衣服跟她南辕北辙,程姨当然明白,也信任我,但出了这样的事她不知道怎么替我辩解,而且辩解也没有用,那年月很多人档案里厚厚一打材料都是别人随便编造的。

总之,我有了偷窃的嫌疑,不便再去程姨家住了。其实过后想起来大娘就是要剪断程姨和我们的联系。

果然,我再回去时听说程姨再婚了,男方是大娘介绍的,我们对门的廊坊地区招待所看门人,鳏居,希望在天津找个老伴,过两年退休好能把户口落在天津。

重庆道大兴新邨

程姨的小房间就在

胡同口左边冯家的房子里

老头儿在河北乡下有八个成年儿女,轮流来天津拜见继母,每个都要给见面礼,一来二去,程姨那点儿积蓄和首饰就都易主了。

因为程姨已经再婚,我们再去探望她很不方便,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是一九八四年的一月,我去美国之前最后一次返家。

她已经不能下地,灰白的头发纠结着,脸肿得厉害,皮肤蜡黄,眼睛凸出,眼睑下两片深深的紫癜。见到我,她从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啊啊”声,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我抚摸着她的手,干燥而温热。没有梳子,我用手为她理了理头发,她曾经是那么爱美,头发总是用桂花油抿得整整齐齐。

掀开被子我惊讶地发现她赤裸着下身,两条腿枯瘦如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强忍着泪,听着旁边老头儿抱怨她有多麻烦。

自始至终程姨都死死地盯着我,好像要跟我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她了,此一去天高路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而她??

走之前我还是违心地说了句“再来看您”,她又大声地“啊啊”着,是述说还是哭泣,我不知道。

到美国不久我做过一个梦:程姨一丝不挂站在窗台上,风很大,她喊着“我冷!我冷啊!”

我是几年之后才得知她离世的消息,她去世是在我刚走了几个月那段日子,不知是不是我做梦的时候?她大小便失禁,老头儿不给她穿衣服,后来也不给她吃饭,活活饿死了。

在火葬场,老头儿告诉工作人员不要骨灰,于是,那个爱听评剧,爱宠孩子,爱哭爱笑,一辈子单纯善良的女人就彻底地消失了。

没有人送她最后一程,没有祭奠,没有陪葬品,也没留下一句话,一撮灰烬。我只能在脑子里回忆她的容颜:那酒窝,那笑声??

老头儿终究没能在天津落户,回他河北老家了;后来政府给冯家落实政策,大娘夫妇搬了出去,不知所终。

奶奶的墓地也找不到了,她的遗骸还有陪葬的耳环和戒指都下落不明,吴家祖坟所在地玉泉山现在是禁区,不能进入。

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程姨,我的另一个母亲,程伯华,生于年,卒于年,享年61岁。

年11月18日初稿

年10月19日修于旧金山

采稿校对编辑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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